这是一个讲述中国老百姓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深厚感情的故事。
在党的百年华诞到来之际，一群心怀信仰、崇敬先辈的人，打造了一部红色旅游演艺剧目《重庆 1949》。他们中有文艺工作者、企业家、设计师、工人等。两年多时间，他们克服疫情、洪灾影响，完成了从创意、编剧、剧院建设、舞台设计、舞蹈排练等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月28日，演员在《重庆 1949》剧目中表演。 记者王全超摄
仿佛是穿越时空的对话。剧里，72年前的一群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把一个完整的重庆献给新中国；剧外，72年后的一群人，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把一部全新演绎红岩经典的剧目献给老百姓。
他们说，这就是红色魅力！
“真没想到，红色剧目还能这么演”
灯光亮起，舞台连同观众席一起旋转飞升，磁器口、吊脚楼、长梯坎，甚至嘉陵江都在身边，仿佛触手可及……像按动了时空穿梭的按钮，人们仿佛回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的重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舞台，演员就在观众身边演出。这是真正的沉浸式表演，观众们被震撼了，全场不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6月28日晚，《重庆 1949》迎来首场预演，并将于7月1日正式首演。
“真没想到，红色剧目还能这么演。”刚看完演出的观众李宏惊叹道，如此炫酷的舞台科技与红色故事碰撞，完全超出了他对红色剧目的想象。
“观众席360度旋转，时而穿过狭窄的街巷，时而面对汹涌的嘉陵江，枪声就在你的耳边响起，炮弹‘震翻’你的座椅；透过牢笼，你甚至看得见革命者脸上的血在流淌；抬头仰望，滚滚的江水从天而降。每一分每一秒，眼前的景物都在变化，置身在这个魔幻空间，同一时间里，不同的角度，是不同的场景。”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副会长叶文智说。
总策划张小可说，《重庆 1949》创造了独特的剧院和舞台表现形式：无论是建筑技术和舞台效果都代表了一流水平，舞台和观众席是5圈360度可旋转，观众区和舞台完全融合，形成独一无二的沉浸式演出、观赏体验。
“故事也是全新的，能看到红岩的影子，但又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会长魏小安说，《重庆 1949》从更广阔的时空维度，全新演绎了红岩经典。
1949年11月27日，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300多名革命志士被先后杀害。3天后，重庆解放。
“他们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胜利就在眼前，可就在这时，他们却要牺牲了，这是多么悲壮，内心又是多么复杂。”总导演李捍忠说，《重庆 1949》就围绕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到11月27日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烈士牺牲这58天内发生的真实历史全新创作，多条主线并行。
一条是林子杰、林子豪、林子雄三兄弟之间的骨肉亲情、矛盾纠葛和家国情怀，以及他们在各自理想和信仰面前做出的不同抉择；一条是围绕着以金秀为代表的，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忠诚信仰，最后英勇牺牲；一条是围绕着重庆地下党对狱中同志的营救，同时保护重庆的重要设施，并为此献出了生命；还有一条是狱中幸存的孩子，他是先烈们选择坚守信仰、不惜牺牲的目的，也是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这几条线并行交织，共同构筑了本剧恢宏的历史画卷和感人的英雄故事。
“不仅有大写意的场面铺排，还有许多工笔画般细腻的情感刻画。”编导闫兵说，如林子杰、张云霞隐秘而炽热的爱情渲染；狱中的风娃照料一株野花，期待它长成参天大树；国歌声中，烈士们面带笑容向我们告别等等……这些特写镜头般的细节，提升了这部剧的情感温度和思想高度，触发每个人内心的情感。
“我先是被这部剧震撼的高科技效果吸引，然后就被一个个真情实意的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陷入深深的思考。”1995年出生的观众李芸说，“红色故事太有吸引力了，我觉得这才是人们应该铭记的历史，才是我们主流文化的重要根基。”
“我们，想为她做点什么”
帷幕落下，掌声如潮。坐在剧场角落里满怀期待的出品人、重庆兴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晓平眼里泛起了泪光。
“我们是带着感情和使命感来做这部剧的，大家的亲身经历，让我们想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做点什么！”坐在一旁的张小可，一语道破了这部剧的起源。
他说，这部剧从剧场施工、策划、演出有近千人，大家来自天南海北，甚至世界各地。站在这部剧的角度，就像海纳百川般，汇聚一处。可能契机不同，但大家心里都怀着一个共同点：在党的百年华诞到来之际，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
宋晓平就出生在《重庆 1949》故事的发生地——磁器口古镇。这里紧邻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小萝卜头”宋振中借着妈妈重病外出看病的机会，一生中唯一一次从白公馆监狱外出看到外面的世界，来的就是磁器口；《红岩》小说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共产党员韩子栋，当年骗过看守后也正是从磁器口码头冒险渡过嘉陵江，成功越狱找到了党组织。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说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宋晓平说，“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一个小注脚，也让我抱定了对弘扬红色文化的坚定信念。”
20世纪80年代，宋晓平子承父业，进入重庆特钢厂成为一名产业工人，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下海经商，再到新世纪转型文旅投资，他有幸踏准了中国高速发展的脚步。
“我的经历证明，中国老百姓只有跟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宋晓平说，他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成功的投资，但他觉得都不足以成为自己的“人生作品”。而投资打造一部能够留得下来的红色剧目，才是对自己人生最高的褒奖。
相对于听着红岩故事长大的宋晓平，1999年出生，去年6月才从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毕业的女演员陈哲是一名标准的“Z世代”，但她对红色精神的信仰同样炽热。
“我觉得信仰真的是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虽然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我们和那时的共产党员所处的环境迥异，但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性光辉的仰望，是相通的。”在剧中，陈哲饰演的张云霞是一位潜伏的地下党员，她与解放大军中的共产党员林子杰隐秘而真挚的爱情，深沉动人。
“我这个年龄对爱情有诸多梦想，过去总觉得，爱就要时刻在一起，要不顾一切，要轰轰烈烈。但这部剧改变了一些我的爱情观。”陈哲说，革命者的爱情是有共同信仰的爱情，虽不能见，但始终同心同向，这样的爱情才更加隽永。“我想激情可能会熄灭，但有了共同信仰的爱情永不灭吧。”陈哲说，她也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她为自己是有信仰的人而自豪。
“这部剧最大的特点在于，从投资人、主创团队、演员群体，都是民间团体，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嘴讲出红色气质、民族气节。”总导演李捍忠说，这就是普通人对党的感情、对国家的爱。
党史专家、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中国共产党已历百年风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创造一个个奇迹，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党，与人民群众有深厚的血肉联系和感情，受到群众的拥戴和热爱。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
直到《重庆 1949》首场预演圆满成功，不少参与了这部剧的人，甚至还有点难以置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总制作人袁宝玉感叹。
从2019年投资方、主创方商定要创作这么一部红色历史舞台剧，专门为此建一座剧院，还要采用国际顶级的舞台设计，全新的编剧和编舞……所有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两年多。其间，项目经历了疫情和洪灾的双重袭击，很多人一度感叹“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倒计时指针已经定格在了2021年7月1日。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
毛进清楚地记得，自己担任“重庆 1949”大剧院建设项目部经理是在2020年6月20日，“受疫情影响，开工日期一拖再拖。”项目最终于当年7月1日开工，要在第二年5月底竣工，工期11个月，难度已经很大了。
然而，2020年8月，一场50年一遇的洪水袭击了重庆主城，临近嘉陵江、已经挖好坑基的工地一片“汪洋”。不仅冲毁了施工一个月的成果，退水后留下的“泽国”大大增加了施工难度，工期又被延误近两个月，真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面对难题，项目部召开“誓师大会”，毛进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员站出来！”随后，项目部成立了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5名党员率先跳进被水淹没的电缆井清理淤泥……
一天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施工，重新优化施工设计、优化施工组织，采用更先进施工技术加快施工速度……在项目部党组织带领下，2021年5月，大剧院如期竣工。
对于《重庆 1949》的主创团队来说，从接到任务的第一天起，就在时刻“挑战不可能”。
回想从2020年担任总导演以来的生活，李捍忠最大的感受就是“没白天没黑夜”。在他的房间里，一直有一个巨大的1比100比例舞台模型，他时刻都在研究最佳的演出布局——《重庆 1949》创新性运用了沉浸式观影舞台效果，演员和观众都在可以360度自由旋转的5个巨型圆环上，必须保证现场近1500个观众，被旋转到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演出。
一天凌晨，本已上床睡觉的李捍忠突然惊醒，他竟然在半睡半醒中想到，按照整个团队最新的设计，有可能第一、二排的观众完全没办法看见演员。“一身冷汗啊！舞台施工都已经开始了。”李捍忠一下子从床上蹦下来，又对着模型反复摆弄，但无论怎么调整，都无法解决这个难题。连续几夜失眠后，他最终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把整个观众席抬高80厘米，升高前两排观众席的视野。但这也意味着，之前已经做完的舞台工程只得全部推倒重来，工期压力再次增大。
“这样的改动太多了，改到我都怕见导演，就怕他又喊我改。”总统筹张翼宇说，但为了保证最佳效果，这样的改动又是必不可少的，团队所有人只得和李捍忠一样“没白天没黑夜”。
“一部剧，折射经济、文化综合实力”
歌乐山下，外形酷似“表盘”的“重庆 1949”大剧院仿佛一枚巨大的时钟，灯火辉煌、五光十色。
“一部剧，折射出经济、科技、文化的综合实力。”大剧院建筑设计主创设计师李骏感慨，要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拿出这样一部“独一无二”的大剧，不仅要靠经济实力、科技能力，还要依托一个国家的文化综合软实力。
作为规模罕见的单一室内剧场之一，“重庆 1949”大剧院采用了钢结构屋顶整体拼装后吊装安装技术。中国建筑科工集团“重庆 1949”大剧院项目部总工程师楚勇说，整个钢结构屋顶重1000多吨，在智能工厂内通过机器人焊接完成生产后，在施工现场借助智能机械拼接完成。“数千个组件，每个都编有二维码，安装间隙误差以毫米计。”最终借助特殊的液压提升设备，整体提升安装到位。
“就相当于在工厂预制了一个重达千吨的钢房顶，一把抓起来盖上面。”楚勇自豪地说，所有的技术、设备完全国产、自主。
《重庆 1949》的舞台，同样集中了众多高科技。总制作人袁宝玉说，五个能够旋转的舞台圆环上有磁器口、牌坊、轮船等各种实景造型，布景最低的16米、最高20多米、最轻的也有20多吨，要在五个圆环上以每秒1.2米的速度旋转，不能发生丝毫刮碰。“这就像5辆6层楼高的火车在室内跑，不能有声音，还要绝对安全、平稳，这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袁宝玉说。
相对于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张小可、李捍忠等人更看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张小可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策划各种文旅项目，是柯受良驾车飞跃黄河项目的总指挥，策划制作了《长恨歌》《延安保育院》《12·12西安事变》等知名文旅演出，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文旅市场的成长繁荣。
“一段时间以来，老百姓喜欢看西方大众流行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性下降。但现在，中国老百姓的文化欣赏水平不断提升，我们敢于这么大投入做这部剧，就是因为中国真的已经发展到了观众可以买票坐到剧院欣赏歌舞剧的时代了。”张小可说，近年来，《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红色主题的影视作品、歌舞剧目越来越受到大众的认可，商业效果都不错。
“过去因为我们落后，不少行业都出现过‘崇洋’现象。但近年来，以建筑设计界为例，中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设计事务所和设计师，以中国文化为元素的设计频频在国际上获奖，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李骏说，这次“重庆 1949”大剧院的设计招标，吸引了全球众多知名建筑设计事务所。在他看来，最终他所在的团队能够中标，是因为本土设计师对在地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理解更具优势，社会对国内设计也更加认可了。
“红色，是承载梦想的颜色”
宋晓平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伟大时刻，一部剧只是众多精彩呈现中的一滴照见太阳的“水珠”。但在参与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了红色精神的感召力、红色文化的魅力，特别是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
1991年出生的李依莲从小就有一个舞台梦。但父母担心演员工作不稳定，一直反对她以此为职业。大学毕业后，她先满足了父母心愿，在一家银行工作了三年，攒够一定生活费后毅然辞职，成为“北漂”去追寻自己的舞台梦。其间跑过龙套，拍过网剧，在大大小小的摄制组做“群演”，虽然辛苦，但却充实，父母最终也理解了她的选择。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要感谢这个时代！因为在党的领导下，这个时代物质的丰富、观念的更新，才让我有了可以‘任性’追梦的可能。”李依莲笑着说，“我妈就说她虽然不满意，但还是很羡慕我。”
当从演员微信群里看到《重庆 1949》招募演员的通告，李依莲被其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吸引了。“一下子就抓住了我。”李依莲说，林子杰三兄弟间汇聚了多少戏剧冲突啊，他们也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选择、情感纠葛，对当今的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我意识到，我找到新的发展领域了。”李依莲说，“红色，就是能够承载我追梦的颜色。”
“重庆 1949”艺术团团长徐善涛1990年出生在山东临沂，2009年考上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生活了12年。“从唱沂蒙小调到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是从一个老区到了另一个老区。”徐善涛幽默地称自己是个“红红的‘90’后”。
2011年，徐善涛因为暑期勤工俭学，成了《延安保育院》的一名群众演员，自此迷上了红色戏剧演出，逐渐成长为艺术团团长。
“现在年轻人不是对红色文化不感兴趣，而是对刻板、生硬的表现方式不感兴趣。”徐善涛说，当他把发生在延安保育院里的故事讲给朋友们听时，没有一个人不感动不落泪。从此，讲好红色故事成为他的职业梦想。
李捍忠同样执导了《延安保育院》的排演。他说，截至今年，《延安保育院》已经整整驻场演出了10年，到现在每天还要演2-3场，周末甚至要演5场，“就像到桂林旅游一定会看《印象刘三姐》，到延安也一定会看《延安保育院》。”李捍忠说，近年来《延安保育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红色旅游演艺剧目大获成功，老百姓自己花钱也“一票难求”，这是红色魅力的体现。
执行导演马波说，《重庆 1949》演员团队有130多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最小的只有12岁。“每次给他们讲戏，他们听得都特认真，会问好多相关的真实史料，我觉得他们是真喜欢，我很欣慰。”
大幕终将落下。
剧情最后一幕，革命者们回望观众，仿佛是穿越时空的叮嘱：“请忘了我们吧，擦干眼泪，忘了悲痛，向着光明。”
“这是一个艺术化的想象。”编导闫兵说，作为革命者，他们坚持信仰，放弃一切，就是希望千千万万后来人幸福。希望后人忘记他们，就是希望后来人不再经历他们曾经的苦难，永远享受美好。可是，作为后人，真能忘记吗？
永不会忘！
（记者 陈国洲）
